2022年BAD奖回归！生物技术还是生物艺术，这是个问题
孕育于荷兰创新之城埃因霍温的生物艺术设计奖（Bio Art & Design Award，简称BAD奖）在2021年经历短暂停顿后回归，日前已公布第一批16组国际候选人名单。
科技+艺术的惊喜
Astonished Technical Art
这是一个有3个名额的25,000欧元的奖项，BAD奖受专注科技、文化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荷兰非盈利媒介实验室Waag协会（全称Waag，technology & society）支持，由科研机构、基金会、艺术院校、艺术机构等来自多方面的组织合作举办，帮助获选项目开启研究。
2020年BAD奖获奖项目
“Fur_tilize”
Dasha Tsapenko与Han Wösten的项目以麻纤维毡作为外套基材，展示了菌群、豆科植物在外套上形成生长介质、以及可以在外套上种植任意植物的5个周期。植物“皮草”将成衣材料与食物培育结合，既揭示了地球上不同物种之间如何相互支持共存，也为时尚形式提供了可持续的建设性方案。
2020年BAD奖获奖项目
“Sex Shells: 现代的性别流动性”
激素治疗，人工授精，辅助生殖，精子库和生殖器修饰都有助于改变性别和性流动性在社会中的作用。最近的医学进步，加上流行文化中性别流动身份的使用增加，使现代人能够设想一个超越传统生物性别限制的现实。Jonathan Ho与Joris Koene用雌雄同体淡水蜗牛作为性别流动性的隐喻，通过诗意的装置记录蜗牛性别复杂的流动性和越界能力，指出了人类塑造自己身份的机会可以得到不断扩大。
2019年BAD奖获奖项目
“CMD：生物算法政治实验”
CMD的项目是一个探索性实验，基于未来生态和人类社会可能受到数字网络操控的预测——人类世后将以一切非人类的代理为标志，从自建的城市基础设施到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这些网络已经与世界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它们控制着整个和社会，这是否会成为改变目前局面的催化剂，是否允许全新的权力分配？而该算法也许能为社区的更大利益优化配置资源。
生物技术，还是生物艺术？
Technology or Arts
在奖项的征集范围可以发现，BAD奖对生物艺术与设计的定义十分宽泛，从可持续性、食品和健康，到生物技术、园艺和农业的探讨；从生物材料的创新和应用到生物技术伦理；从分子到整个宇宙中的每个自然或合成的生命体，所有这些领域的创新实践都被囊括在BAD的评选范围内。但在更多的场合中，对于“生物艺术”中有多少分属于“生物科技”，多少分属于“艺术”，其中的界定更多仍处于混沌不清的境况。
史帝拉（Stelarc） 1980-1998
《第三只手》
“第三只手（Third Hand）”是对技术与假体增强作为对身体的补充，而不是代替身体功能的探索。第三只手的运动由来自腹部和腿部肌肉的电信号控制， 设置在躯体上的传感器收集肌肉收缩的信号，这些身体信号在声学上被放大，而其他被用作假体的控制信号，送到手的控制系统。使它能实现捏紧释放、抓握释放、290度的腕部旋转，以及接受触觉的触觉反馈系统。最初它被设计成半永久性地附着在身体上，但是由于电极凝胶对皮肤的刺激，以及手、支撑结构和电池组的重量（约2 kgms），使它无法持续佩戴。
爱德华多·卡兹 2009
《自然历史之迷——爱冬茄》
“爱冬茄”(Edunia)是卡兹用自己的基因培育的矮牵牛花，这是人类-植物异种培育的独特生命体，它游走于艺术创作与科学实验的交界地带，在跨物种之间传递自然基因物质。
幻想派 VS 技术咖
Artistic VS Technological
《生物艺术和媒体的生命力》（Bioart and the Vitality of Media）的作者罗伯特·米切尔（Robert E. Mitchell）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生物艺术及其与新媒体和科学机构关系的新的理论方法，他建议“只有当我们从生物艺术与艺术传统的关系、生物艺术与生物技术问题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生物艺术时，我们才能了解生物技术媒介及其社会效果......”。
埃里克斯·洛克曼 2000
《农场》
“洛克曼的《农场》是典型的预防性生物艺术，画家可以用另一种媒介（在本例中是绘画）表现可能的未来。画面展示的农场中有人类目前能想像到对动植物的生物改造，这些设想尚未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油画媒介的引入在生物技术及其表现之间引入了一道屏障，区分了绘画与当代生物技术。”
Marguerite Humeau 2016
《FOXP2》
米切尔将以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 Kac）为代表的生物艺术家，以及BAD奖关切的生物艺术都归为“生机论生物艺术”（Vitalist bioart）：“生机论生物艺术指当艺术本身成为生物技术的媒介时可以最大程度解决生物技术的问题。正如卡茨所指出的，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包括“颠覆性”使用生物技术工具将生物工程、生物体整合到环境中。
然而，所有这些不同的策略都基于向人直接展示生物技术的产物，而不是通过非生物艺术媒介再现技术。”但是，“追求技术的实现与真实性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其中的意义在于使观众沉浸在生物技术的另类实践中。因此生机论生物艺术寻求利用观众本身的感受作为一种手段或媒介，来产生新的生物技术可能性。”
爱德华多·卡克（Eduardo Kac） 2000年
《GFP兔子》
卡茨与实验室合作，运用分子生物技术将水母中的绿色荧光蛋白转入到兔子的DNA中，使兔子在紫外光下呈现出绿色荧光。后来经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些经过基因改造的荧光兔子具有制造蛋白质分子的可能性，生物学家将从雌性发光兔子的奶中收集到它们。借助兔子制造药物或者其它化学物质可能比在工厂中制造这些材料更加便宜。
也如BAD奖期盼的一样，他们提倡生物科学应与社会环境相结合，生物科学利用生命系统和生物体来发展和生产出有用的产品，艺术家、设计师则是运用这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创造性的目光培育出新的媒介形式，推进全球范围内的生物科技发展。
编译：原中书
编辑：吴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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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来源：
罗伯特·米切尔（Robert E. Mitchell）的《生物艺术和媒体的生命力》（Bioart and the Vitality of Media）中描述了使其在概念和技术上成为可能的艺术、科学和社会前提条件，说明了生物艺术家如何运用医学和生命科学的技术和实践，努力改变科学、医学、企业利益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本文引用内容来自2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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